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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作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当从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算起，至今已有百年余（如果再往前可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创办的反清团体“兴中会”）。如果按活动区域分，国民党这一百年主要经历了大陆与台湾两个时期。
在败逃台湾之前，国民党在大陆度过了55个春秋（1894～1949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中，它从一个仅二十余人的秘密小团体一举成为推翻清王朝的巨大政治力量、经过种种曲折终成统一全国、拥有最强大武装的执政党。但在权力达到顶峰时，它却轰然坍塌、黯然离去。回首这段沧桑往事，不禁使人想起《桃花扇》中的名句：“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革命党”与“执政党”
1894年深秋，年仅28岁、可说一无所有的孙中山与二十几位同龄人在远离中国的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这在当时只被少数与闻者认为是几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的“痴人说梦”，没有几人会认真看待。其实，这却是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主角——国民党的开端。
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的成功与其说是革命党人的“制造”，毋宁说是统治者统治无方、使社会矛盾长期积累酿成社会危机，而面对危机又处置不当的结果。兴中会成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不久，希望在体制内改革、变法的维新派又被以慈禧为首的清廷顽固派血腥镇压，这就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体制外的革命党人推上了近代历史舞台。其后，各种革命小团体大量涌现，终于在1905年汇集一处，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政党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华民国的成立，民主气氛高涨，“政党政治”一时成为热潮，在很短的时间内竟出现上百个政党。同盟会一些领导人甚至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在宋教仁的鼓动下，同盟会在1912年3月通过了新修订的《总章》。其核心精神就是将同盟会从过去秘密的“革命党”变为公开合法的“政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党”就是西方那种在议会中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党。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革命党”同盟会改造成“政党”国民党。当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其他四小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的国民党在北京组建。但历史表明他们确实过于天真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政党政治终成幻影——当国民党在1913年3月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时，袁世凯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宋教仁遇刺引发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但只两个月即告失败。这宣告了中国初试“政党政治”的失败。
事实说明，在革命刚刚成功、一切尚未稳定时即匆匆取消“革命党”确是革命党人的重大失误。不过，他们提出的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到掌握政权后成为“执政党”这种转变的意义，却不能忽视。
“一党治国”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召集国民党员组建“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斗争。在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孙中山认为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徒以组织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至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他强调“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一个人，入党时还要按手印。
对此，他的战友黄兴认为党员在誓约上写明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已是不平等，而还要按手印则是对人格的侮辱，因此坚决反对。平心而论，孙中山本意是为扭转国民党的涣散、软弱，出于公心，不如此确实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然而黄兴等人的反对也确有道理，因为誓言规定只服从领袖，当领袖是出于公心时固无问题，但当领袖变质或更换时，领袖究竟仍是大公无私还是抱有个人野心则无法保证。或许，这是“革命党”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
对于未来的治国方式，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党治国”模式：“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这种治国模式对今后中国历史的影响之深之远，当时恐无人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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